前几天好像有人为张爱玲开脱,用的似乎是先使其弱智化、巨婴化再无辜化的路子。类似的内群体偏见还见于“我们家孩子还小,不懂事,喝多了”,总之“别跟她一样”。

¹说张爱玲不懂政治或者不关心政治,显然是不公道的。她的前半生、后半生都跟政治有关系,也赚了不少美国情报总署的钱,并在麦卡锡的授意下创作冷战小说,“虚假宣传”的“平庸之作”。评价张,似乎应该多说“事实”,少些“文化的想象和想象的无邪”。

²大的方面,浙大的青年历史学者张扬教授一直研究美国政府对中国籍青年领袖的招募和训练的历史,写了《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一书。其中,明确提及1949年前后美国对大量涌出大陆的青年学生、作家、重要人物的招募和资助。这其中,就有张爱玲。这里,我请大家开动脑筋,把美国政府及情报部门客观看待为极其专业的技术型存在,所以它们搞的招募和宣传有着行之有效的理论支撑;在一种“文化信息战”的理论框架之下,张大有利用价值。事实上就是如此。

³芝加哥大学的英文系教授Richard Jean So(中文名“苏真”)在题为《文学信息战:张爱玲,美国国务院与冷战媒体美学》论文中提及,张爱玲在1952年底就申请了美国情报总署驻港办事机构的工作。正如张扬教授在书中披露的大量史料表明,香港那时候是英美情报人员熙熙攘攘往来的“监听站”和“招募站”,所以张爱玲自然很快被美国人注意到。情报总署驻港机构的文化工作处处长理查·麦卡锡“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他要招募这个文学天才,完成美国的东亚情报部署任务”,所以他在1951年底就跟踪张爱玲,进入她的住处当场招募;张的申请很快被接受,并于1952年开始工作。为美国政府,工作了3年。

⁴历史学的强大之处在于拥有综合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张爱玲融入到一个新成立的国际媒体体系之中,该体系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冷战行动十分重要”。张之所以被重用,在于“文学被视为传播信息的有效工具”,最终,“张爱玲的一生与政治分不开,因为她的经历让美国在东亚的帝国野心昭然若揭,同时也揭示了美国政府怎样招募张爱玲这样的流散作家开发新的写作模式”,然后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张,蛮配合。

⁵1948年,哈里·杜鲁门签署史密斯-蒙特法案,美国情报处及其辅助机构从此诞生,该情报机构旨在充分利用新兴的媒体技术对全球信息进行控制。后来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增加了对其资助,“把美国情报总署在美国冷战政治策略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核心”,“情报总署的作用是创造性地描绘美国政策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合法愿望之间的联系”。注意的是,为了甩开“propaganda”的包袱,拉扎斯菲尔德等学者找到了另外一个词汇:“information”。但那时候,显然不便于从中国大陆获取“information”,那么张爱玲这样的文学天才便有了用武之地。她的文学技巧利于构建“文学信息战”,她的文学理论也适合这一点:在她的“被调解的低语世界”里,“文学发挥着流言和闲话的功能”。

⁶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就是以上合作的产物。麦卡锡决定在宣传策略中加入新东西,输出基于情感和文学基础的“information”。美国情报总署在东亚地区的宣传任务就是这些,需要散布“流言”。“张爱玲的任务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中国民族志知识和与其相关的内幕”,把当时的中国农村变成一个“获取和散布information的场所”。具体执行起来的画面倒很寻常:

“麦卡锡承认,他欣然地把自己对故事的思路灌输给张爱玲。他效仿施拉姆称,小说用形象的语言让事实充满丰富的现实感。”

“在向中国的对手传递中国信息的过程中,她本人正在被工具化。”

⁷顺便分享一下,CRL链接了不少1949年前后那几年两方面创作的“政治传播与大众教育”作品(1947-1954,O网页链接),分别来自海外几个大的图书馆。看看那些,就知道为什么张爱玲的一些作品在美国曾经喧嚣一时,而后归于沉寂。“今天,《秧歌》和其他各种冷战小说,如詹姆斯·米契纳1947年创作的《南太平洋往事》堆在一起,统统被看成是平庸之作。张爱玲的作品被解读为虚假宣传,缺少文学和美学价值。”#科学人美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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