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政事儿”了解到，本书收入温家宝1968年至1985年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工作、学习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这是温家宝从现存45本、400多万字的笔记中摘选的。
1960年到1965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1965年到1968年，攻读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温家宝赴甘肃工作，先后任甘肃省地质局地质力学队技术员、政治干事、队政治处负责人，地质力学队副队长，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副局长。
1982年，温家宝离开甘肃，到北京任职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仅一年后，晋升为省部级干部，任地质矿产部副部长。1985年，赴中办工作，离开了工作17年的地质系统。
《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共分为四大部分，分别记述了他在野外地质考察、管理、调研和学习研究的工作、生活情况和思想状态。
“政事儿”阅读后发现，书中记载了很多细节，这些细节几乎从未出现在此前的公开报道中。内容既有温家宝对日常工作的专业化描述，也有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未来政治理想的规划。
以下是“政事儿”摘编的精彩篇章。
“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我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在野外考察中，我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因为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我也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我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
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这样的内心，有着常人的愿望和追求，也有着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
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浪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0年5月18日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5月1日
光阴荏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看自己，已经进入壮年了。在生命的长途上，我必须抓紧这每一天，每一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一息尚存，我决不放弃为人民积累知识，再服务于人民。每晚都在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恩格斯的光辉著作。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7月14日
1974年7月，温家宝在甘肃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留影
“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了一件毛衣”
那时的地质队属后勤保障比较好的单位，劳保用品每两年发一套老羊皮里、蓝色或灰色卡其布面的皮衣皮裤。皮裤穿得少，只在出队搬家坐汽车时穿;皮袄则是御寒必备品。天气冷时，里面还得套穿一件毛衣。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上这件毛衣，既暖身也暖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
——摘自祁连山地质笔记《五个山》
“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历史转折的新篇章。人们心头久压的乌云一扫而光，大家精神舒畅，干工作的劲头都很足。
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我非常关注队里职工们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1979年，在大连参加全国1∶5万区域地质调查会议时留影。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刚到政研室(1982年11月初，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我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一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和事业上。
1983年3月下旬，我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党组成员。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平添了很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我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我41岁。
望着那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我心中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在我还未出生时，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在我上大学时，他们已经担任了部级干部。他们为革命和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如今又甘当年青一代的园丁和“铺路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1月1日，我在党组会上说：“在这样短的时间，由于党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我被连续提拔，担任如此重要的责任。而今天的我同昨天的我并无多大变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经验积累和工作能力，同党和人民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必须保持清醒，更加自觉、奋发有为，大胆地独立负责地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
我曾在工作笔记上写道：“硬是同自己的公正廉明分不开。”在第二页写了四段话，其中两段分别是：“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不怕被打倒的人。胆大心细，既要有硬劲，又要讲方法，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对人民负责，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立志采取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的座右铭。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1983年春节，在“勘探二号”钻井平台上用显微镜观察从海底取出的岩芯磨制的薄片。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作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单位的同志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我在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我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我要教育他们从小就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自强自立。说实在的，作父亲的除了在道德品质上能给孩子作个楷模外，别的不会给予什么。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 1979年1月15日
一个忘不掉的场景
今天是星期日，上下午又均到队上办公了。
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球，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
那天，我送莉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忍。候车室温度不高，许多人围着一个铁炉子烤火，几乎都是乡下的农民。聪慧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的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那个棉大衣脱下，免得外出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旁边有个光身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身上也涂满了污泥，下身穿的是破旧的裤子，无疑是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耳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是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多少天来，那个光身的孩子和烟气腾腾的候车室一直浮现在我的脑中，难以忘却。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 1979年1月21日
1985年3月，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观察岩芯。
“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
西北的夏日照例是不热的，晚风吹拂，还有些凉爽。
我坐在家中，静静地回忆三十七年的道路，思考着未来，用得着一句话概括，还是那颗倔强的头颅，还是那颗赤诚的心。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并不好，容易满足，而且经不起波折。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 1979年7月24日
“人们常恭维我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些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 1980年3月16日
1985年4月，江西考察期间，在野外与技术人员讨论地质情况。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图虚名，不鹜虚声”
今日接局党委通知，据地质部政治部政组84号文批复，经部党组批准，我被任命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我的奋斗目标：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主攻课题，并在某一两个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见;
要熟悉地质业务技术，尤其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指导地质工作中要运用自如，在地球化学和成矿理论方面要选择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所成效;
要刻苦攻读外语，三五年内，亦即45岁以前要攻破英语;
要做一个干练的管理干部，有远见卓识、明确目标，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不图虚名，不鹜虚声，做事要有计划，应该办的事切实抓紧，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力求避免。
立大业必须有大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顽强的毅力。
我将为祖国奋斗一生，并将此精神留给我的儿女。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 1981年4月7日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十一月初接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部，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部)。
十一月八日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
十二月四日返京，正式报到上班。
十天来，熟悉情况，完成陕西调研报告初稿，十一日上午向部汇报。
珍惜时间，提高效率，等于延长寿命。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置生死于度外，视富贵于粪土。
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真知灼见。自勉。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 1982年12月16日
“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
母校培养了我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
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艰苦。从入校(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抱定以极大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我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刚上大学就染上了这种病，又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打击。但我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我从不放弃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半年后，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我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殊不知，我是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研究生时期，温家宝(左二)与同学在颐和园游泳
“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我爱不释手。马克思“为世界工作”的名言一直激励着我。这些著作震撼了我的心灵，锻造了我的意志，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我不仅读书而且笔记。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
到了兰州工作后，我还想学英语。1980年夏天，我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更应该努力。我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有一次，老师让我站起来朗读课文，因为发音不标准，老师还在课堂上调侃我。即使这样，我还想一直坚持下去。后来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我只学了两个学期。至今，我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政事儿”据《温家宝地质笔记》整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