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导演是在筹备新片十分忙碌之时抽空接受了我的采访。与这份忙碌不相称的是他的低产：
从2001到2017，16年间，他一共只拍过3个电影，且最新一部《盲道》何时上映仍然无解。
年仅16岁的王宝强出演了李杨处女作《盲井》，这也是王宝强出演的首部电影
为数不多的作品里，李杨的镜头始终对准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现状，小利纠葛，人命轻贱，他以纪实手法展现深山老林里的粗粝景象。
李杨为自己的电影命名为“盲”系列。而对于盲系列，他只说：不要因为它是小众的而忽视了它的力量，与其谈论再多的苦难，不如我的谈论影片。
▍从"没钱请演技稍好点的演员"的新片说起
《盲道》于2014年年底开拍，15年6月送审，直到16年快7月份，公映许可证才拿到手。中间一年，反复是修改。
这一回，李杨看到了大城市里的流浪者群体，他还亲自出演了男主——一名因女儿死亡而自甘堕落的、靠着假扮盲人乞讨维生的歌手——因为他没钱请那些演技稍微好点的演员了。
李杨片中造型
屏幕里那个身影有点像衣衫褴褛的乞丐，也有点像不可一世的大艺术家，旁边总跟着一个盲人小姑娘，两人相依为命，彼此救赎。我说《盲道》比起之前两部可是温情了不少，李杨笑着调侃说：“不温情也过不了（审）啊。”
《盲道》延续了盲系列的前期调查风格，尽管这次，李杨走上街头，跟盲人歌手、街头流浪的小孩都深聊过，可请他讲故事，却只得了一句“没什么特别的好讲”的回复，“因为深入调查就是这样，见到什么都会感觉不过是常态罢了，这次就跟前两次差不多。”
“跟前两次差不多”，导演好像默默就夸了自己一次。
▍关于前两次
李杨44岁时，处女作《盲井》问世，它讲了两位民工诱骗打工者下井、将其杀害，制造事故假象从而向矿主索赔的故事。
此片一举拿下当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银熊奖，却因未按官方程序申报而在国内遭到禁播。
为了拍好《盲井》，完全不了解煤矿的李杨从北京站出发，坐慢车，从河北到内蒙古再到宁夏，接着回到陕西，又转道河南，每到一站就下车去小煤窑探访。
危险几次降临。
一次拍摄间隙，工作人员累得不行了，躺在地下休息，李杨说不能在这坐，就把他们往一边赶。结果刚扯开步子，离那个地方不到两米，就有磨盘那么大的一块煤塌下来了，“砰”地一声，大家都惊了。李杨也吓了一跳，但身为导演，只能故作镇定继续拍，“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跑了20多个人，就钱都不要就走了”。
他还在某次搜集素材时被误以为是暗访记者，被一群带着凶器的人围了很长时间，李杨说，那是2001年，他们不敢打记者，但是把记者杀了还是有可能的，“就在那悄悄地把你灭掉，谁也查不出来”。最后是朋友托关系才把他弄出来的。
李杨第二部电影的主角是一名被拐妇女。2015年“被拐女成乡村教师感动中国”热议时，这部片子被反复拉出来讲。
《盲山》里，年轻的女大学生白雪梅跟着两个“药材商人”去深山里“收购草药”，次日在一农户家醒来，身上钱和证件全没了，才知道自己上了当。这家人花7000块买了她做儿媳，这7000块，40多岁的光棍攒了十几年，钱拿不回来，便也绝不能让她跑了。
为了写这个剧本，李杨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跑到四川金堂、中江等拐卖多发地做了大量调查。
《盲山》里大部分群演是当地村民，他们觉得买卖女人很正常，大家甚至没觉得这是配合表演，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丑事。
电影里陪着白雪梅聊天的妇女，现实中就是被拐来的，她抱着自己的孩子出演，“她的婆婆也是群众演员，当然我知道婆婆是看着她，怕外人给她洗脑。”
李杨也跟人贩子対谈。他采访过一个已经盖房娶妻、洗手不干的人贩子，直到他跟对方保证自己绝非记者，只想要编剧本的素材，保证谈话内容到此为止，绝不告发，人贩子才愿意跟他交谈，说他们也是为了生存、也会内疚，但又会觉得自己“既玩了女人又挣了钱”。
与尽可能多的人对话是为了能尽量客观地展现故事。为此，李杨必须逼着受害者、施暴者再一次撕开伤口，他认为这个残忍的过程是必须的。
“你必须得知道每个人是怎么想的”，每个人都有善恶，每个人都很分裂，“这种时候你分不出什么理性感性的，因为这时是混沌的，我带着感情去写，每个人物都倾注了我的爱和恨。”
李杨说：“我只是艺术创作，又不是檄文或批判文章，我从来没有批判，只是想象了一个真实的环境，让一些人生活。”
“我只是展现已有的”，他又强调了一次。
▍论导演的归属感
李杨对“人”的怀疑、认可和关注都源于时代。
1987年，为了求爱、求学，28岁的李杨断然决定从北京广播学院退学，自费赴西德留学。可他刚一进德国就“傻了眼”，德中体系的巨大差异，几乎推翻了李杨的全部认知。
摄影丨李英武
李杨其人
李杨出生在西安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诗熔出身名门，以国家话剧团演员身份下乡支援陕西，母亲则是童星，是参加过抗战的文艺兵。
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和革命出身的母亲，为李杨提供了优渥的成长环境，自小他便打领带、穿西服，上城里最好的保育院。
李杨小学一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席卷西安。父亲因酒后失言被朋友出卖，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于1972年去世。母亲虽因革命背景幸免于批斗，却因不愿和父亲离婚而被降级降职降薪。
年幼的李杨被迅速卷入漩涡，变成了同学们口中的“狗崽子”，怕给父母惹事，李杨受到欺负也不再反抗，转而为了“能当上红小兵拼尽全力”，他坚持每天最早到学校，抢着扫地擦黑板，学雷锋做好事，试图证明自己是“能够被教育好的子女”，没有质疑运动的逻辑，一点点成长起来。
就这样，习惯了国内“连起名字都要管”的生活，28岁的李杨在异乡，用14年重学起“自由”，才慢慢重建了价值体系和自我认同。德国文化淡淡的疏离感和极强的思辨性，赋予了他那种不动声色的冷静。
青年李杨，图片源自网络
推翻柏林墙时，李杨也在场。
1989年11月9日下午6点57分，东德政府宣布即时开启边境。接下来几周，数以万计的西德人涌进边境线，要亲手凿穿柏林墙。
李杨得知消息的第二天便去了现场，他将所有的愤怒倾注在榔头尖，向墙体奋力挥去。
我知道柏林墙上的两块砖粒，一直随着李杨从德国回到中国，就问他：你的榔头，到底是挥向德国，还是挥向印象里那个保守的中国。
李杨答：“我会下意识会想到中国，因为那是我的国家，但我没有情绪，那样的感情太狭隘了，这种互相限制其实是全人类的一种恶。”随后又反问我，“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圈起来？人不应该是自由的吗？”
李杨砸下的柏林墙砖粒
▍也要聊聊未来
李杨电影里的“冷”不只源自情节，当剧情走完、全貌必现时，你会反应过来，这满满的恶意，是来自时代的恐惧。
但他依旧乐观：“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人道主义’、甚至‘民主’这样的概念都会被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但今天我们都可以在主流媒体上理直气壮地谈论它们。社会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李杨向我念起狄更斯《双城记》的经典一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他认为社会的不断进步，就是要最快地把问题暴露在阳光下，而电影是促成这件事的手法之一。
李杨也并不拒绝商业，他认为所有的电影都是商业片，最多有大众小众之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位行事低调的“纪实大师”，其实也是《智取威虎山》与《山楂树之恋》的编剧。
李杨明确表示，“盲”系列之后，他的第四部电影，将会是一部大制作。
至于“盲”系列，他说，“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李杨最在乎的从来都是“说出来了”，“而且不止说了，我还公开发表了，甚至引起共鸣了，到这儿，目的就达到了。”
不谈未来，至少要感谢李杨这样的一批导演，还愿意描述在中国不可能绝迹的黑漆漆的现实。他们都是我辈认识世界的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