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 https://www.rollingstone.com/music/music-features/beijing-calling-chinese-rock-underground-1186928/，封面图及插图来自原文页面，封面图源：Aurelien Fouc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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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北京本身一样，黄昏黎明俱乐部——或者对那些时刻跌跌撞撞地走出酒吧的本地人来说，简称为DDC——将几个世纪的历史融合成了一片霓虹迷雾。俱乐部位于市中心时髦的鼓楼地区众多蜿蜒曲折、灯光熹微的石板胡同中的一条，在一个装饰着摇晃的纸灯笼和华丽的木雕屋檐的传统院落里。摇滚乐队在一个改造过的厅堂中尽情表演，歌迷们则涌向天井，争相透过歪斜的玻璃窗观看。

我在2019年一个温暖的春夜访问了DDC；小王，一个当地的暴女乐队，是当晚的演出头牌。主唱月兔用普通话发出愤怒的嚎叫，眼睛被遮挡在锯齿状的刘海下，抓着自己背心上蜷着的老虎。观众们向她冲去，琥珀色的瓶子像弹珠一样从脚间滑过。在外面，酒保甩着廉价的大跃啤酒1罐，这是最理智的选择；好的鸡尾酒几乎杯量都大得荒唐。大多数人都在喝啤酒；有几个人不怎么隐蔽地偷带进了自己的白酒，这是一种可以追溯到明朝的谷物酒，灼烧起来就像遗憾的化身。外面爆发了一场争吵，两个人像拳击手一样绕着对方打转，警惕地扫视着对方，然后爆发出笑声，猛然拥抱在一起。后来，一位DJ放起了摩城唱片，一丛丛躯体舞动了数个小时。这是一场灾难，也是一次狂喜，而我从未想过离场。这是我最后一次沉浸在北京独立摇滚俱乐部的夜晚之中，这里充斥着我从未经历过的越轨而莽撞的激情。

译注1：大跃啤酒，北京本地精酿品牌。

今天，黄昏黎明俱乐部已经关闭——这是最近关闭的许多受人喜爱的小俱乐部之一，也是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场景中又一个沉寂的圣地。在中国独立摇滚乐短暂而动荡的历史中，这个社群一直是坚韧的。音乐人们被监禁、被噤声、被社会放逐：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被自己的家人排斥。然而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这展现了艺术在压制之中的美好，也打破了西方对摇滚乐中抗议、自由与希望的概念。

但是现在，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增长阶段，这一场景面临的挑战可能会粉碎它的许多非凡之源。虽然失望的粉丝们可能会归因于始于1150公里以南的武汉的疫情，但这只是这个社群面临的诸多威胁之一。病毒加上不断上涨的租金、空间士绅化、政府审查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警方行为——再加上一个争议不断的真人秀节目——北京地下摇滚的创伤可能再也无法治愈。

2020年5月31日，DDC的最后一夜。图源：D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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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来到北京后，这里的摇滚乐迅速暴露了我显著的西方偏见。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使我产生了一个相当民族中心主义的假定：在一个即全主义政府中，反抗会像在美国一样直接地、局部地表现出来，无非多了一些掩护。我想象着歌手们聚集在秘密的、骚动的地下酒吧和俱乐部里，反对服从，抨击ccp的无所不知——换句话说，就是符合西方“抗议”概念的东西。但是在中国寻找这样藏污纳垢之处的人要找很久很久。

2019年，当我把这个理论告诉独立摇滚厂牌兵马司的创始人、来自纽约的侨民Michael Pettis时，他会心地点了点头。"当（西方人）来到中国时，他们对所见所闻是有所预设的，"他在我们坐在他厂牌的四合院里喝冷饮时说道，"有些人说，'嗯，这是一个读材国家，所以这里的音乐圈将是一群对政府挥舞拳头的朋克。不，中国的大多数艺术家对政治不那么感兴趣。无论如何，如果你对政府挥舞拳头，你就会进局子。而如果你在美国这样做，你会卖出更多唱片。"

中国的摇滚乐手经历了一条快速的学习曲线；不久之前，西方摇滚乐才作为字面上的垃圾来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长期封闭的经济和文化边境开始开放，英国的流行音乐从1985年Wham！在北京的演出开始，第一次被允许进入中国。但直到1990年代，摇滚乐仍然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因为当局认为它太有争议性。1986年，北京人崔健发行了《一无所有》，这是一首自我赋权的颂歌，将中国传统的木管乐器与西方的吉他和鼓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后来学生活动中事实上的口号。像金属先锋唐朝乐队和全女性硬摇滚乐队眼镜蛇这样的重型乐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引起瞩目，特别是在首都。但由于这种音乐与革命的关系，当局开始对其进行严格审查，这样的音乐从广播中消失了。

报道中国审查制度的仁全观察组织研究员Yaqiu Wang说，摇滚乐在西方的名声早已为当局所知。"摇滚乐在西方有一种宏大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挑战社会和政治规范，"她说。"如果这种精神在中国国内的摇滚乐手中得到扩散，当局会将其视为一种威胁"。（中国文旅部没有回应《滚石》杂志的评论请求）。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摇滚乐在中国被禁止的时候，它在美国和欧洲却蓬勃发展。唱片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版经典和另类摇滚的唱片。由于未售出的拷贝最终从商店退回，这些唱片公司需要处理这些过剩的库存，因此他们接受了其他行业中越来越流行的选择：他们把这些CD和卡带运到中国，进行回收或废品处理。

就这样，时间跨度五十年的摇滚和朋克同时来到了中国，平等地堆积了起来：Nirvana与Blondies相邻，Galaxie 500和Sonic Youth与Ramones摆在一起，Atlantic摆在与4AD与SST上面。精明的唱片店主在前厅做着Kenny G和the Carpenters的生意，但在后面放着一箱箱的违禁品，每个周末青少年都会涌入这里进行非法而混乱的抢购。他们爬在彼此身上抢夺新的CD，打碎了唱片盒，撕破了衬页。"北京老牌摇滚乐队Carsick Cars的主唱张守望说："有一次我发现自己手上有血，而且是其他人的血。因为太渴望新的音乐了，我们就抓住一切可以找到的东西。"

舶来的西方专辑——及其危险的诱惑力——在中国引发了九十年代末的第二波摇滚浪潮。乐队找到了巧妙的方法，将西方影响与中国大陆的主要语言普通话融合起来（普通话是一种音调语言，用不同的音高来区分意义。围绕这些不同的音调来写旋律是出了名的棘手）。有影响力的北京摇滚乐队，如黑豹乐队、花儿乐队和挂在盒子上，发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辑，并且有的开始了以前闻所未闻的全国巡演。在南方的南京，现在备受尊敬的P.K.14乐队成立，他们从Joy Division和其他八十年代的后朋克乐队中获得了灵感。

但随着它的发展，摇滚乐受到了持续的敌视。主唱杨海崧说，P.K.14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开始不久就搬到了北京，以逃避作为摇滚音乐人的污名。"我们的父母、老师和朋友都认为，如果你听或者玩摇滚乐，你就是危险的，在毁掉自己的生活。"现为著名摇滚制作人的杨海崧回忆说。"人们会把你看作真正的坏人，不属于这个社会。你是一个局外人。"与西方国家的同行相比，这是不那么光彩的边缘人身份。然而在没有经济激励和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这一代中国摇滚乐手忍耐着磨出了一张张专辑，展示了罕见的超越商业的艺术激情。今天，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摇滚乐手来说，他们是崇拜的偶像。

备受尊敬的P.K.14乐队从Joy Division和其他八十年代的后朋克乐队中获得灵感。图源：Shi Xiaofan

2000年代末，当中国政府准备在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这一在新建筑、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上花费数十亿，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 "出场派对"的活动——时，其摇滚场景似乎也在向世界开放。杨海崧制作的Carsick Cars乐队的首张同名专辑在全国大受欢迎，并为他们在精神前辈SonicYouth 2007年的欧洲巡演中赢得了暖场机会。大学摇滚乐队清醒的主唱沈黎晖成立了摩登天空3，目前中国最大的独立音乐厂牌，并举办了公司的首个个摇滚音乐节，由Yeah Yeah Yeahs担任头牌。摇滚俱乐部吸引了活跃而忠诚的人群；Pettis在北京创办的D22，像纽约CBGB一样被人们浓墨重彩地讨论。（D22于2012年关闭）。

译注3：摩登天空成立于1997年。

自从那次奥运热潮以来，中国一线城市的显性财富急剧攀升。尤其上海已经重振活力，市中心密布着闪亮的摩天大楼。嘻哈和电子音乐主导着它的极简主义俱乐部。2019年上海的一个晚上，在一个仿佛从柏林或布什维克移植而来的工业仓库派对上（除了角落里的DIY面馆之外），我看着当地唱片厂牌和音乐团体Genome 6.66Mbp的一位成员打着一套粗粝的电子组曲。她全身的美少女战士造型忠实还原到了马尾辫，只有一个可预知的偏差：透过一个纸质口罩，她用阴森的假声嘶吼着唱歌——这种口罩在当时被那些厌恶雾霾或仍然提防着类2003年非典的流行病爆发的上班族所喜爱，但在6个月后，它将无处不在。

今天，北京仍然是中国最受瞩目的摇滚乐场景，尽管像QQ音乐和抖音这样的流媒体平台已经推动了全国各地乐队的发展。南方城市武汉和成都拥有肥沃的朋克和后朋克土壤，部分原因是其庞大的大学生社群。

一些中国摇滚歌手多年来一直享有主流的知名度。像黑豹乐队和羽泉这样的知名团体，以及像何勇这样的个体音乐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能让观众坐满体育馆。像五月天和F.I.R.这样的台湾乐队也有着很长的音乐生涯；他们宏大的编曲往往来自于影响广泛、充满糖分的广东话和普通话流行乐（这两个流派分别称为Cantopop和Mandopop），可能会让西方听众想到“轻摇滚”这个词。“摇滚”这一概念本身也被证明是对媒体友好的；2017年的电影《缝纫机乐队》讲述了一个想当主唱的滑稽胖子召集了一群荒腔走板的音乐人，通过无休止的吉他solo、超制作的强力芭乐高潮、关于幸福与爱情的含混歌词，以及其他过时的摇滚乐原材料，为音乐的灵魂报仇。（是的，它照搬了几十页《摇滚学校》的剧本。）《缝纫机乐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声明，因为它在对摇滚乐及其生活方式的赞美的同时，回避了这种音乐在西方长期以来秉持的所有叛逆和抗议的内涵。它通过省略来询问观众：社会异议音乐要如何在一个压抑的社会中发展呢？

对于一些西方的中国摇滚乐迷来说，答案就在于它激进的真诚——在它反复出现的疏离、焦虑与其他不适的主题之中。旧金山Brian Jonestown Massacre乐队的吉他手Ricky Maymi于2015年首次访问中国，在那之后已经往返了 "八到十次"。他通过自己的公司Far Out Distant Sounds在西方发行中国摇滚乐，并带着北京摇滚乐队吹万和鸟撞与BJM进行巡演。

Maymi说："中国摇滚场景中的音乐人们正在寻找一个地方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除此之外，在他们的文化中不会有任何这样的地方。"这种音乐有着真心，没有任何形式的讽刺。这给了它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在西方音乐中已经消失很久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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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行一张专辑，中国的艺术家和唱片公司必须首先与幕后的官僚机构周旋。"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审查，但没有明确的“一位”审查员，也没有明确的清单说明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金属音乐人、兵马司前运营经理Nevin Domer解释说。"要发行专辑，你需要向一家出版商提交你的所有材料，而出版商是一个部分国有的公司，厂牌必须向出版方付费。如果厂牌没有得到他们的批准，工厂就不能印制唱片。"这些材料包括所有的歌词、乐队成员的信息、身份证、录制的歌曲，以及所有要印在内页的内容。这些出版商的裁定可能是反复无常的，如果一张专辑被拒绝发行（经常如此），厂牌通常会向另一家公司重新申请，重新开始整个过程。

"这是审查的一种基本策略，对官僚主义百依百顺，"仁全观察组织的Wang说。"这种控制是从根本上进行的。"

经历过这一过程的音乐家们说，审查制度的幽灵仍然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与西方人交谈时。但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被自己对这种压制的反应所定义。对这些艺术家来说，抵抗就是要在一个与他们对立的系统中继续艺术创作。在这种环境下，朋克精神就是创造一些充满美感——甚至是乐观主义——的东西，只要你能做到。

"人们总是问我们为什么不批评审查制度，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Carsick Cars的张守望说，"在中国，首先我们必须得保证自己能继续做音乐。

我认为这种环境给了我们更多的创造力，去写出对我们重要的东西。"

P.K.14的杨海崧对此表示赞同。"我不想写一些反对什么的歌曲。对一个艺术来说家，那是一个陷阱，"他说。"作为一个音乐家，你需要写你的感受，需要找到自己。那不可能只有愤怒。我不想用我的文字去战斗；那对我来说是不好的。"

当张锦灿在2014年创立黄昏黎明俱乐部时，北京的鼓楼地区充满了破烂的livehouse。那里有学校（School）酒吧：一个昏暗、粘稠的朋克窝点，位于一座镀金的佛寺2和一家肯德基的路边。再过几个街区就是坛（Temple）酒吧：在一个工业化的迷你商场的一座宽大的、烟雾缭绕的阁楼中，感觉是从美国中西部的地下室里搬过来的。然后是愚公移山，一个有定期国际演出、摄影展览和东半球最大的组合沙发的院落空间。还有最有名的Mao Livehouse：一个方方正正、满是涂鸦的大厅，有着全城最好、最刺耳的音响系统。

译注2：指雍和宫。

2013年Mao Livehouse中跳水的观众。图源：Ed Jones/AFP/Getty Images

今天，只有学校酒吧仍然开放。"我最近在鼓楼附近散步，现在完全不同了。这里很安静，太安静了。"张守望说。"我认为音乐场景在市中心不再有机会了。它已经失去了；已经消失了。"

黄昏黎明俱乐部和坛酒吧是最近关闭的两家。可以预见的是，北京的新冠封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livehouse关闭了八个多月，与电影院一样，是这座城市最后复工的一些企业。黄昏黎明俱乐部因缺乏收入和不断变化的复工计划而备受打击。"在（2020年）5月之前，我们对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不抱希望，"张锦灿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场灾难。"重新开业后，坛酒吧开始接受有关部门更多的审查，导致其业主对演出实行新的宵禁规定，并临时关闭酒吧改造设施以符合规范。最后在续租失败后，这家俱乐部于1月关闭。

当幸存的livehouse在9月开始重新开放时，它们挤满了人。隔离期的几个月中音乐人们转向在家进行线上直播，偶尔也会在人员稀少的舞台上进行实况转播。焦虑的情绪在燃烧。

但其中一些回报是短暂的。坛酒吧的关闭表明，由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法律问题，鼓楼的livehouse可能仍然难逃关闭命运。要在中国举办演唱会，表演者和场地都需要演出许可证，而这两者都很难获得。音乐人必须向审查员提交他们的歌词、身份证和以前演出的录像，而审查员可能会认定他们具有攻击性而拒绝申请，这与发行专辑的过程很相似。俱乐部必须位于城市指定的 "文化区 "内才能获得这种许可，而在北京，这些区域往往远离市中心。据报道，在2016年Mao Livehouse关闭后，由于 "租金上涨和麻烦的官员"，它在经批准的地区重新开张——这里距离鼓楼约30英里4。

译注4：北京新的Mao Livehouse位于五棵松，与鼓楼的老Mao实际直线距离为10公里左右；此外两者只是同名，经营者并不相同。

"地方政府把剩余的演出场所挤出市中心只是时间问题，现在能够留在那里的是因为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已经在那里呆了几年。但最终，他们都会被挤走。"Domer说，"唯一留给演出场地的空间将是城市中被指定艺术和文化用途的空间。"

就他个人而言，黄昏黎明俱乐部的张锦灿相信这个社区可以在北京坚持下去——只要做出一些妥协。虽然他目前正专注于这家俱乐部的姐妹场馆阿那亚DDC——一个位于距离首都约300公里的高端私人海滨社区的演出空间——但他计划在秋天在北京开设一家新的DDC。它位于鼓楼以东的朝阳区的一个商场内，所以不像其他livehouse所面临那么远的迁移。他说自己感到非常幸运。尽管如此，他承认这个地区没有什么音乐场景——而且最近该地区的另一家搬迁来的俱乐部灯笼（Lantern）酒吧在营业一个月后就被政府关闭。但是他补充说："我把我的担忧告诉了房东，他们说如果我需要，他们会给我帮助"。

北京摇滚乐队Nova Heart的女主唱、前MTV中国VJ冯海宁强调，这种对音乐以及livehouse与日俱增的审查，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压制艺术，更多为了支持城市中心更大规模的士绅化和经济发展。她说，文化是这种变化的牺牲品，而非催化剂。"有人误以为这一场景面临的大部分压力来自政府。它其实来自于经济振兴。"在北京和柏林两地奔波的冯海宁说。"情况不像是你是一个音乐界的战地医生，每个人都在流血，你需要给他们包扎，有一个崇高的使命。它更像是你跑进战场，而敌人只是在进行全面消杀，而你恰好挡住了去路。" 

这种城市士绅化和空间结构重整——这一主流宣传多次称赞的趋势正在推动该国的中产阶级蓬勃增长——也可能是经济急剧下滑前的暂时繁荣。"白痴才会认为一切都会处于上升状态，而中国的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了40年。没有任何经济体能够维持这种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冯海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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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真人秀节目《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在网络视频平台爱奇艺播出。作为美国偶像式的独立摇滚乐队选拔赛，它在2019年播出的第一季很受欢迎，对其参与者（尤其是获胜者，活泼的梦幻流行乐队新裤子）的职业生涯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这一节目的第二季在困在家里的无聊群众的助长下引起了轰动。1.7亿人观看了33支不同年龄段的乐队在珠宝色调的灯光下表演，面对情绪化的淘汰赛，并在摄像机前坦白各种八卦（他们还喝掉了大量的酸奶；主要赞助商是一家酸奶公司）。

这并不是音乐比赛首次将亚文化引爆成全国性的趋势——该节目在爱奇艺的前作《中国有嘻哈》在2018-19年大受欢迎，并使几个新晋MC成为明星——但对于参赛的乐队来说，这是一次飞升。到2020年秋天，随着中国各地的酒吧和俱乐部重新开放，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突然间，那些在封锁前在其小规模的DIY圈子之外不为人知的乐队能够卖光全国巡演。他们的歌在卡拉OK里穿插在在BTS和Ariana Grande的歌曲之间。

这一季的优胜者，南京后朋克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在节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们参加过音乐节，拍摄过巡演纪录片，并为Depeche Mode和Xiu Xiu暖场——但现在，他们能够单扛体育馆演出了。(重塑乐队，通过一个发言代表，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其他乐队也有类似的人气提升：尽管在第一轮比赛中就被淘汰，但据说西安后朋克乐队法兹在北京的秋季演出在几分钟内就卖光了。"节目对独立音乐圈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Carsick Cars的张守望说，他的乐队的成绩在十名开外。“我们现在在比以前大一倍的俱乐部演出。人们会在火车站和机场认出我们。每次演出后，我们都要在专辑上签名或与人合影长达一个半小时。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其中或许最不可能的是，学校酒吧——鼓楼摇滚的邋遢、讥讽、顽固的坚守者——突然成为了网红热门打卡地。因为节目中经常提到这个livehouse是许多乐队和评委最喜欢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找到“真正的”摇滚乐的地方，节目的粉丝们现在争相在这个地方拍照和标记。"当学校酒吧重新开张时，它的队伍排满了整个街区。场地被他们挤爆了，"Domer说。"这种情况蔓延到了演出中，尽管许多人在11点前就离开了，酒吧还是会被常客占满。因为这个综艺节目，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时髦的地方。"

学校酒吧外聚集的乐迷。图源：Aurelien Foucault

但对一些长期的观众来说，演出现在是一种迷失的体验。"我们总是被能量的强度吓到。有些感觉非常具有表演性，"艺术家Krish Raghav说，他目前正在创作一部关于中国地下音乐的图形小说。"很多人去看演出的方式和你去游乐园一样。就像你买了一张主题公园的门票：‘给我一个摇滚秀的体验。’ ”

有些人指责《乐队的夏天》有着类似的矫揉造作。一位熟悉选拔过程的业内人士说，曾经入狱的乐手是不允许出镜的。音乐人唱的歌词也可能是陌生的。"北京的摄影师Yan Cong说："其中一些乐队本来相当叛逆，但因为参加了这个节目，他们基本上面临着国家级的审查。他们要么淡化一切，要么只能挑选非常无害的歌曲。"

Raghav说，《乐队的夏天》正在创造一个雄心勃勃的新乐队已经在效仿的模板。"他说："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经过消毒的独立摇滚，毫无表达，朗朗上口，并且附送一个可以作为电视卖点的背景故事。"我喜欢的几个乐队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他们的新音乐感觉不同了。都是正能量和感觉良好的短语，而在过去曾经是更加愤怒和怪异的。"

Carsick Cars的张守望指出，由于该节目的受欢迎程度，一批新livehouse正在建设中——远在市中心之外，在经批准作为文化场所的地方——但它们的容量很大，往往超过500人。"也许这就是独立音乐这样增长的缺点。一切都将更加商业化，"他说。"很多小俱乐部正在关闭，非常大的场地正在涌现，但年轻的乐队负担不起这样的场地。所以他们就在研究什么东西是最多人喜欢的，然后做这样的音乐。"

但张守望相信，即使独立摇滚的热潮退却，音乐也会留住许多这样的支持者。"我们的一些新歌迷因为这个节目才知道我们，在这之前他们只听K-pop偶像的歌，"他说。"也许一些（独立摇滚）的追随者会离开，但我认为大多数人会继续听这种音乐，因为说实话，我认为它比中国的大多数流行音乐更有力、更诚实。"

如果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歌迷继续聆听，独立摇滚可能在中国的主流社会中流行多年。《乐队的夏天》可能会举办很多季，把新的乐队推向财富的汪洋。新的livehouse会出现，新的专辑会发行。也许普通话和粤语的摇滚乐会像K-pop或música urbana一样取得跨界的成功，席卷全球流行趋势。

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或许有人会说这些粉丝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他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这种音乐的真正力量有多强大。他们不会看到恐惧、狂喜、孤独、社群，不会看到痛苦、固执、内疚、骄傲，不会看到在音乐到达他们的屏幕之前，充满他们的空气之前，在哪里诞生。

不会知道它过去的声音——过去的面相——它被准许之前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