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上海民众的各种呼声和自救行动都是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应该被纳入防疫决策模型的变量改进中，而其中的加权指数对其他地方也非常有参考性。这是推动中国公共决策质量提高的宝贵经验。

心理救援的重要性在今日陌生人社会格外凸显，激愤、恐慌、抑郁情绪的蔓延会成为不亚于物资和医疗资源不足带来的灾害。对于公众心理的救援也是防疫能否成功的关键。

全方位直面民意，我们会看到民众的选择、抗风险的底线以及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潜力，这是中国抗疫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也是中国抗疫的家底之一。

4月19日我发布此文的前一版，晚上有上海的朋友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并分享了一些他们的观察和亲身经历。

由于不在现场，也因为没有专业媒体亲临现场持续全方位的报道，依赖于搜集个人化碎片式的信息，试图拼出上海的现状，洞悉真相，就我个人是做不到足够准确和客观的。新闻媒体的职业标准是对于同一事件的报道必须有两个以上非同质性的信息来源，并且要尽力采集所有事件利益相关人的信息，才可能做出接近真实的报道，而遵循这一职业标准在当下报道此次上海封控是非常难的。我撰此文只是将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分享出来，这一版对前一版中的不周之处做了修改，希望能为消弭冲突弥合伤口救助伤痛尽一个公民能尽的义务。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坊间流行用电车理论来解读当下防疫策略选择的艰难，好像怎么扳道岔都要死人，都有道德困境和实际损失，但这是一个二元对立的认知陷阱，这种误导占据着主流话语地位，会让大众觉得只能在“清零”和“共存”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话语格局和思维定式也令网络上两派拥趸互相攻击，争执不休。

破除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局限，我们需要重新提问：坐在电车上的全体人民是否只能做或左或右的选择？左和右所代表的难道不是一个人完整的需要吗？

在我的观察里“清零”派这个称谓的语义是在描述一种应对疫情的封控模式，其特质是誓与病毒决战，想用短平快的清零来换取民生的保障，在以此为战略目标指导的武汉抗疫取得成功后，在过去两年成为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抗疫战绩的核心策略；而晚于“清零”派出现的“共存”派被赋名是在奥密克戎毒株出现之后，奥密克戎毒株的特质使我们在之前的防疫策略之外看起来有了新的选项，“共存”派主张在病毒攻击力衰退的窗口期逐步放开，以期用最小的民生代价换取同样的防疫成果。两种策略是伴随着疫情的变化而相继诞生，而它们被如此命名本来也只是一个约略的区分，是面对变幻莫测的新冠病毒带来的疫情变化所做的多元化抗疫策略。

目前，这两种策略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各有侧重，而最终本来要保护的是同一拨人：老人、孩子、免疫力低下的弱势群体以及医疗资源无法充分顾及的人群。

对采用何种防疫策略更适合上海存在的分歧使上海从先前的精准防控转向了今日的动态“清零”，只是时至今日，严格封控带来的民生灾难不仅是若干生命的悲情消逝（截止到本文撰写时，仅Airtable上不完全统计就已经有180多人死于严苛防疫措施导致的救治不及时，而这一轮上海仅有8例是死于新冠的，并且官方确认这8例的死亡直接原因是基础病所致），2500万人生活艰困，经济严重滑坡以至殃及全国……

4月19日当天似乎迎来了上海封控以来的“拐点”，但还没有看到“清零‘’的曙光，而无论家庭和企业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民众正在承受的是一个忧伤的结果：付出了民生与经济一路下滑的代价，也未能换取快速清零。

更令人担忧的是，上海人民的困境对其他地区的人构成了不同程度上的心理威胁：一些地方政府效法上海封控并更加激进，有些地区仅发现一例阳性，就变相封城，搞得民众都如惊弓之鸟，对于随时可能降临的“封城”令大家不敢做任何稍微长远一点的计划，而变得急功近利或茫然无措。

防疫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国恢复正常和谐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不是解决单一事件。我们无法预测病毒何时会离开人类社会，因此也就无法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所以主动防控和动态调和两种手段缺一不可，“清零”与“共存”两种策略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补充。

现在的舆论场一方面将“清零”派乌托邦化，如果政府没做到，就会有人跳出来骂政府草菅人命不管人民死活，这是一种公众高预期产生的舆情压力；另一方面，又将“共存”派污名化，一些不了解民生危机和病毒演变特点的群众会骂“共存”派投靠西方，不管人民死活。进入这种怪圈，无论政府采取什么防疫策略都会有人骂。

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在大众传播上撕掉“共存”派和“清零”派的标签，消除由狭隘的命名带来的无益对峙。

平心而论，今日东西方多国所谓的共存并不是无所作为，其策略调整的背景是承认国民是能对自己负责的成年人，面对奥密克戎，国民能承担一定程度上感染和病死的风险，也有轻易不会被饿死的家底，所以政府会减少很多强制性的干预。中国因为制度、文化、人口基数、医疗资源和个人经济实力等现实，政府对民众要承担较西方政府更多的责任。

各有各的国情，彼之蜜糖可能是己之砒霜，无论这个策略叫什么名字，适合我们国情的策略就是最好的，本不需要向人证明什么，更无需赢得他人认同或赞许好像自己才做对了。政府本来对公众承担的责任是实现生产生活秩序的正常化，但今日舆论场的分裂使得这两种治理策略被绑上了角斗场，可是两派不是应该携手对外御敌的吗？

所以只要某些名相在人群中带来分歧、争执、冲突，这类名相就需要被及时放弃。因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会让人为了强化自身的坚持而产生偏执，冲突就这么发生了。这就像当年争论姓“资”姓“社”，后来不去纠缠这些名相，发展就是硬道理，所谓的矛盾也就化为乌有了。

否卦是阴阳分裂，显现为两派斗得你死我活，互不合作，相互隔绝。否极泰来，则是阴阳和合。

我坚定地相信“共存”派和“清零”派（为了论述方便，我现在还暂时需要借用这两个标签，这也是我行文至此一直加“”的原因）两个端点之间有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的防疫策略，这就是中道。

新时期的防疫策略怎么制定有很多专业人士都会给出专业的意见，专家们测算了经济指标、疫情扩散的指标和医疗资源的指标等等，与此同时，如何测算民意的指标并做出接近真相的加权计算是最难的，但却是做出合理决策的关键性指标。作为一名媒体从业二十余年的人士，我站在我的专业角度特别呼吁对这一指标的重视。

而获得真实的数据还需要信任言路畅通的必要性。

上海这次发生的一些人道主义灾难，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之前一些地区疫情爆发时，和人道主义以及民心有关的灾难没有借由正常渠道及时全面地得到披露。

例如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跟踪报道经历9次封城的瑞丽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就会从一半以上人口流出瑞丽的现象中，发现这种封控模式给当地人带来的就业困境和生存危机，同时通过跟踪报道瑞丽外流人口的去向和后续生产生活状况，让公众更真切地了解何种模式的封控会带来何种代价与收益，这有助于公众对不同防疫策略的代价与收益形成趋近合理的预期；

如果我们对去年冲上热搜的西安封控期间孕妇因为没能及时提供核酸检测报告无法得到救治导致流产的案例进行充分的探讨，而不是将其视为地方性管理失误，那么这类存在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的防疫管理就会成为对全国防疫敲响的一次警钟，这次上海就应该在封控方案中预先修正这种防疫管控标准，也就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类似悲剧在上海重演这么多次！

……

而这些信息的缺席都使政府和公众在针对一个2,500万人聚居的大城市实施当下的防疫政策时，对可能发生的民生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预判或预备不足，政策执行的弹性又被高度压缩，民众也没有做好应对这类封控生活的必要准备，灾难就变得无法避免。这是我觉得导致此次上海封控管理存在若干失误的诸多原因中在大众传播方面做得不充分的地方。

除了上述面向，这次上海市民对此次封控中涉及个人权利和人性尊严的诉求表现得非常强烈，而且不是仅有少数知识分子为此发声，许多普通市民亦对此有鲜明的态度。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的城市，市民对公民权利的重视程度和理解深度、对生活质量在意的程度都成为其评判防疫策略优劣的重要维度，公众对防疫成功的期待不仅包括最小化经济和民生代价，还包括最小化精神痛苦代价。

由于对精神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使得上海民众对于封控带来的精神痛苦格外敏感，并且他们不会默默忍耐，而是主动发声，激愤、恐慌、抑郁情绪的蔓延成为不亚于物资和医疗资源不足带来的灾害，这就使封控期间针对民众心理救援的重要性在今日上海格外凸显。

随着封控时间的加长，一些人渐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性的激愤、抑郁和恐惧，此时他们可能有些过激表达，比如激烈的言辞或行为，甚至带有暴力色彩的攻击或自杀倾向，这些表现是人在遭遇精神创伤后的本能反应。

但当这些表达在网络上蔓延，会加重公众的集体性焦虑与恐慌，所以将这些表达一刀切地视为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加以限制或惩罚，无助于问题的缓解，而是应该将其视为心理危机的求救信号。开通心理热线，搭建互助小组，疏导情绪压力，尤其封控了二十余天后的现在，针对学生群体的心理救援应该是迫在眉睫了。

此次上海封控期间呈现的一系列信息传播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时代民间救助的集大成：为无法就医的急症病人求救，为单独隔离的老人和孩子求救，为物资困难的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求救，为快递小哥和志愿者安置求救，投诉违规执法、投诉违规采购保供物资、投诉违规核酸检测……这种民众发起的自救行动和保卫公民正当权益的一系列努力，借由互联网的传播被扩散，被效仿，被信任，一方面弥补了行政力量不足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民众的不满与恐慌情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现代公民积极参与城市文明建设的自觉。

如果将对这行动的报道和调研视为对政府的否定而加以限制，那么我们就会错失一类信息：极端情况下，民众的风险耐受力如何，在什么情形下会产生抵触情绪或行为，何种情境下会发起民间自救，自救的潜力会如何被激发，能释放到什么程度，和政府之间有什么样的合作机会模式，能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分担政府的防疫压力……而这类信息和之前武汉、西安、吉林、深圳等地的防疫经验一样，是中国人民用很多痛苦甚至是苦难换来的防疫经验，都应该沉淀为中国应对疫情的管理积累，是中国不同地区在遭受极端灾害和危机时，如何实施自救、他救和救他的宝贵示范，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积极广泛的传播，也会在日后其他灾难发生时大大降低灾害的创伤程度。

全方位直面民意，我们会看到民众的选择、抗风险的底线以及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潜力，这是中国抗疫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也是中国抗疫的家底之一。

此次上海民众的各种呼声都是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只要是真实的信息，无论表达方式是否得体，都不应太计较，而是应该尽量收集，纳入防疫决策模型的变量改进中，而其中民众的情绪指数、样本的代表性如何加权，这种演算对其他地方也非常有参考性。这是推动中国公共决策质量提高的宝贵经验。